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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
 来源 昌吉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时间 2016-09-23 19:00:01  阅读
来源: 昌吉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时间: 2016-09-23 19:00:01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自治州的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间发生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点。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自治州党委于1961年2月22日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九中全会制定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亲临会议作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实际出发制定好经济发展规划,努力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这次会议是昌吉州经济工作从“大跃进”向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重要转折点,以州党委扩大会议为标志,自治州的经济建设进入调整阶段。

一、 农业调整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有关几个问题的意见》发布后,自治州及8县党委集中了10至15天时间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条例》和《意见》精神,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全州和各县三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各县县委第一书记带头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和自我批评。这次各县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实质上是一次整风的会议,既务虚,又务实,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三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原则,对三年“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领导思想上,由于缺乏调查研究,以至产生了主观主义,往往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过分追求高指标、高估产,片面追求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而忽视了提高单产,造成了粮食减产。二是在执行农村人民公社政策中,没有认真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一系列政策,特别是供给部分过高,产生了严重的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化后发生了“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没收了社员自留地,征了过头粮,农、牧、副产品留购比例不恰当,留的少,收购过多;公共食堂没有充分贯彻自愿的原则等。三是在领导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够,存在严重的瞎指挥,领导生产往往违误农时;缺乏民主作风,不愿听不同的意见,对下面要求过高过严,批评多,办法少,导致一些人讲假话、浮夸,虚报成绩,不如实反映情况。这些批评意见对全面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进行农业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县党委扩大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充分肯定了进行农业调整的必要性,初步统一了思想认识,为自治州的农业调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1年11月23日,自治州党委向全州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全州开展以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的指示》后,各县县委立即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布置任务,广泛开展宣传和学习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活动,正式启动整风整社工作。全州整风整社工作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学习动员,培训骨干;第二步政策兑现,重点解决供给制、集体食堂、退赔等问题;第三步根据群众和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第四步认真总结历年发展农牧业生产经验教训,实行大包干制度(包生产指标,包粮食征购任务,包各项扣留任务)。1962年3月中旬,全州整风整社工作基本结束。这次以贯彻《农业六十条》为中心的整风整社工作,实际上是对自治州农业的一次重要调整,重点解决了农业中的一系列问题。(1)取消农村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包“保户”和补助困难户,使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2)停办集体公共食堂,社员回家自己做吃,在社员自愿的情况下办的生产队合伙食堂实行独立核算。(3)按照少扣多分的原则,社分配不少于生产队收入的60%,扣留部分不得超过40%;社员口粮实行工分口粮和基本口粮相结合的办法,工分口粮占30%,基本口粮占70%。(4)在优先发展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分给社自留地,并允许社员利用工余时间搞家庭副业,改善生活。自留地按家庭人口每人留足2分地,人口多的家庭不得超过2亩地。(5)划清了“共产风”的界限,彻底完成了清理退赔工,共清理退赔县社两级搞“一平二调”及刮“共产风”的现金和物资折合现金368.4万元。(6)全面完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整工作,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对各生产队原有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进行了合理调整,并将其所有权一律下放到生产队。生产队对本队全面履行生产规划,组织生产,统一核算收支,组织收益分配,完成国家的农畜产品征购任务和基本建设等基本职责。对劳动生产实行定额管理,将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作业组,实行长年或季节包工。(7)减少粮食征购任务,调低农业税。1962年全州粮食征购任务由1961年的8000万公斤,减少到5 000万公斤,农业税比1960年减少34.43%。这些重大政策的调整,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促进了自治州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全州粮食总产达到22060万公斤,平均单产78.9公斤,总收入67115万元,人均收入114.13元。分别比1961年增长了71.59%、104.94%、37.47%和31.79%。

二、 工业调整

在工业“大跃进”中,不顾客观条件大办工业,盲目上马了一些工业项目,投入建设资金近2000万元。这些工矿企业不但没能创造经济效益,反而成了包袱,使自治州经济建设陷入了困境。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即《工业七十条》)后,州党委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围绕农业办工业,按照农、轻、重的次序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一是压缩工业建设资金,1961年至1962年仅投入建设资金121万元;二是不再上新的建设项目;三是对原有工矿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凡是物资消耗大、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和亏损严重的工矿企业一律实行关、停、并、转,工矿企业由1960年的190家调整到1963年的50家;四是将“大跃进”时所有制升级的手工业企业仍恢复为集体所有制性质,有1 560名职工恢复了集体所有制职工身份;五是企业内部实行党委(党支部)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代表大会制度。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普遍推行厂、车间、班(组)三级核算,干部实行计时工资,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建立起财务、产品质量、技术、安全生产、劳动纪律等各项管理制度。这些调整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使自治州的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工业经济开始复苏。1963年全州实现工业产值1136.23万元,盈利146.12万元。

三、 精简职工 压缩城镇人口

由于“大跃进”、大办工业,自治州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4.9万人,增到1959年的12.75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比例由17%增加到29.97%。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向城镇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劳动力,而且增加了粮食供应负担,影响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使自治州的经济更加困难。为此,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自治州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办法》和《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自治区党委《关于精简职工、压缩城市工矿区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的决定》精神,开展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工作。在1961年6月1日召开的州党委扩大会议上,州党委书记吴鉴群强调指出:坚决实行精兵简政,是解决当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情况好转、减轻城镇供应压力、加强与充实农业第一线、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措施。他要求各地区、各单位都必须从全局出发,下狠心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裁并和调整机构。只有很快把人口减下去,财政济方面的一些困难,才能减轻和缓和。由于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情况复杂,政策性强,因此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争取主动,力争早减多减,超额完成自治区党委下达的精兵简政任务。在州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从州直机关到8县大张旗鼓、深入细致地进行宣传动员,明确政策界限,制定工作方案,保证了自治州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精简过程中,州党委、州人民委员会从自治州实际出发,坚持“减人的对象必须适当,应当减且能减的要坚决减下去,应当保留和不宜减的要注意保留”的原则,确定精简的主要对象是工业、基本建设和农、林、牧、水系统中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酌情精简。其中对工龄较长的老职工、技术骨干和政策上需要照顾的人员注意保留;对少数民族职工坚持不减,个别单位需要减的,必须报州党委批准;县办企业中除少数应保留外,凡能转为集体所有制的全部转为集体所有制,应关闭的坚决关闭,其职工全部精简到农村参加劳动;社办企业除确需保留外,一般都停办,其从业人员全部回生产队劳动;同时对各单位的临时工、季节工进行了精简清退;还精简了一批农场职工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到1963年,全州共精简职工15 572人,压缩城镇人口23043人。1964年全州城镇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9.99%,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比1959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任务的顺利完成,不仅加强了自治州的农业生产,缓解了城镇供应紧张状况,减轻了财政压力,而且密切了工农关系、干群关系,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被精简和压缩的职工、城镇居民顾全大局,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支援农业建设,为缓解自治州的暂时困难作出了自我牺牲,为自治州实现国民经济调整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农村“五好”生产队运动

1963年,随着昌吉州经济形势的好转,州党委贯彻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今后国民经济的调整主要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经营管理”的精神,决定在全州开展“政策思想好、劳动生产好、经营管理好、遵守纪律好、干部领导作风好”的“五好”生产队运动。2月5日,州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五好”生产队建设运动的决定》,对开展“五好”生产队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要求首先做好宣传动员,使每个社员、每个生产队对“五好”运动有充分的认识,各生产队要制定出计划和措施,形成人人争先,个个恐后,夺取“五好”生产队光荣称号的热潮。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不断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建立必要的评比检查制度,根据农业生产季节,以公社大队为单位开展评比检查和总结,年终由各县总评后上报州党委。州党委还决定适时召开“五好”生产队代表大会,表彰先进,交流经验。

1963年至1966年初,昌吉州农村“五好”生产队运动广泛开展。广大农牧民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热情不断增长,全州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比贡献、比干劲、比产量、比效益,涌现出一大批“五好”生产队、“五好”干部和“五好”社员,自治州农牧业生产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1963年3月16日,州党委召开了全州首次“五好”生产队会议,55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五好”生产队代表189名,“五好”干部代表108名,“五好”社员代表175名,“五好”公社、“五好”拖拉机手、“五好”农林牧场代表43名。会议表彰了全州评选出的“五好”生产队484个、“五好”干部1 499名、“五好”社员11140名。

1965年3月16日,州党委召开第二次“五好”生产队代表会议。1966年3月3日,又召开了第三次“五好”生产队代表会议。通过开展“五好”生产队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64年,全州粮食总产22060万公斤,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全州人均占有粮食527公斤,比1963年增长28%。油料总产564公斤,比上年增长23%。在粮、油全面增产的同时,出现了一批稳产高产的县社(场)队和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米泉县粮食平均单产151公斤,其中5万亩水稻平均单产322公斤,4万多亩小麦平均单产110公斤;奇台县1.5万亩玉米平均单产204公斤,5 500亩春麦平均单产124公斤;北五岔总场一场四队的750亩冬麦平均单产256公斤;米泉县吴家梁大队粮食平均单产295公斤,1 440亩水稻平均单产370公斤。全州畜牧业获得连续4年的增产,年末牲畜总头数193万头,大畜连续两年增长,出现了昌吉州历史上罕见的增产增收势头。1964年,全州造林7267亩,零星植树104.8万株。1965年,全州实现了农业连续三年丰收和畜牧业连续七年增产。当年,全州农作物总播面积430万亩,比上年增加35万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380万亩,比1964年增长9.2%,粮食总产28亿公斤,比上年增加2 100万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油料总产57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5.2%;棉花总产20万公斤,比上年增长5倍。各类牲畜年末存栏220万头,比上年增长13.9%。农田水利建设成绩显著。1965年,建成工程化渠道53条,总长201公里;新建、续建水库13座,增加库容量300万立方米,增加有效灌溉面积25万亩,建成正规条田73.9万亩,有117个生产队新建了居民点。1965年,全州当年造林13790亩,零星植树135万株,育苗7631亩。修建农村公路750公里。米泉县狠抓水稻生产技术,全县5万亩水稻平均单产338公斤,其中4.6万亩熟地水稻单产350公斤,被树为西北区农业战线上的四十面红旗单位。1966年,全州粮食产量326亿公斤,这一指标直到12年后的1979年才得到突破。

昌吉州党委倡导的“五好”生产队运动,在全州广大农村牧区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开展“五好”生产队运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社队的经营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干部作风不断改进,自治州农牧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在人心思上、人心思进的劳动竞赛中蓬勃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昌吉州的“五好”生产队运动在内乱中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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