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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
 来源 昌吉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时间 2016-09-23 19:10:29  阅读
来源: 昌吉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时间: 2016-09-23 19:10:29

所谓“大跃进”,就是指经济建设以超常规的高速度发展,使工农业生产的产量不是一般地,而是几倍地、以至十几倍地超过原计划的指标。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工业每年增产20%以上就是跃进,增产25%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30%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生产每年增产20%以上就是特大跃进。1958年6月,按照这些标准,全州上下层层制定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计划,正式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一)农业生产“大跃进”

1958年6月,在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7月兰州会议后,自治州在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上天”的影响下,先后召开了玛纳斯、米泉两个现场会议和全州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誓师大会。会上州党委、州人民委员会提出了“鼓足干劲,飞跃前进,十年指标一年完成”的大跃进口号,并积极倡议与哈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等地州开展“大跃进”竞赛活动。具体计划是:1958年全州粮食总产达到3.85亿公斤,平均亩产174公斤,分别比上年增加1倍以上;人均产粮1073.5公斤,超过自治区要求的1倍。油料总产1050万公斤,单产63.25公斤,分别比上年提高70%和98.7%。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州党委号召全州各族人民苦干苦战,排除万难,抢渡黄河(亩产粮食400公斤),横跨长江(亩产粮食500公斤),争取“千斤社”。全州各地积极响应州党委的号召,到处呈现出“白天红旗满地,夜间红光满天”的“大跃进”场面。由于过分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性,强行推行密植和深翻土地,盲目扩大耕地面积,重种轻管,所谓的“大跃进”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到1958年10月中旬夏粮全部收完时,全州粮食总产2亿公斤,平均单产98公斤;油料550.3万公斤,平均单产36.3公斤。各项指标仅为计划的一半,与“大跃进”指标相差甚远。

12月23日,州党委、州人民委员会向全州发出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自治区党委农牧业广播动员大会的各项号召,排除万难,掀起以秋收为中心的“三抢”、“四抓”生产高潮的紧急联合指示》中,把1958年粮油产量指标没有完成的地方,视为“大跃进”道路上的白旗,是自治州农业生产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方法尖锐斗争的表现,是一些领导右倾保守和消极埋怨所造成的。错误地认为自治州农业生产方面还有一些白旗、灰旗未拔,思想没有彻底解放,“工农业双跃进”的指导思想还不明确。为此,州党委于12月9日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紧急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在“以钢为纲,带动全盘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在集中部分力量突击炼钢的同时,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批转移炼钢基地劳力下山,迅速掀起冬季积肥运动,在月底前放出“积肥卫星”。但由于积肥指标定得过高,加之天寒地冻,积肥任务无法完成,更未形成运动。

同月,自治州党委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西北五省农业协作会议及自治区农业协作会议精神,制定了《关于1959年农牧业生产更大跃进的方针、任务和措施(草案)》。其确定的自治州农业生产方针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以提高单产为主,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农业生产以继续增加粮食产量为中心,大力增加可供交换的经济作物,全面发展农牧林副业生产。按照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强农业机械化。坚决地、全面地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全力开展“千斤亩产万斤粮”(粮食单产1000斤,人均万斤粮食)的社会主义生产大竞赛。确定全州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指标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36万亩,平均单产必成数411公斤,期成数600公斤,比1958年提高1.5倍;总产必成数9.7亿公斤,期成数14.15亿公斤,总产比1958年翻两番。其中基本农田178万亩,单产必成数500公斤,期成数750公斤;一级水田3.5万亩,单产160公斤;一般旱地37万亩,单产128公斤;卫星田15.3万亩,平均单产4 000公斤,其中一级卫星田1.5万亩,单产7650公斤,特级卫星田136亩,其中单产2.5万公斤以上104亩,单产5万公斤以上32亩。培养粮食单产2 500公斤以上卫星公社7个,单产5 000公斤以上卫星大队26个,单产7 500公斤以上卫星分队42个。油料种植面积22万亩,平均亩产必成数113.5公斤,比1958年提高2倍。其中培养卫星油料田1.5万亩,平均单产680公斤(其中培养一般卫星田1530亩,单产1585公斤)。确定实现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的措施是: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进一步破少慢差费,立多快好省;破天时第一,立人定胜天;破科学技术高不可攀,立人可以掌握技术;破增产有限,立潜力无穷。二是天翻地覆地大闹技术革命,实现土地深翻条田化,积肥造肥常年化,种子精选良种化,条播全苗密植化,灾害防治群众化,庄稼管理田园化,农具改革机械化。要求基本农田全部深耕一尺以上,二级卫星田深耕三尺,一级卫星田深耕五尺,全州计划深翻农田200万亩。全面推广绳索牵引机和大搞土制炸药运动,深翻结合改造盐碱地。在深耕的基础上,普遍实行高度密植,每亩小麦保苗40万株以上。

上述各项高指标及措施后来被事实证明是严重脱离实际的。1959年,全州粮食种植面积226.31万亩,比1958年增加20万亩,总产粮食只有18825.8万公斤,平均单产83.2公斤,分别比1958年减少了1440.6万公斤和15公斤。油料平均单产30.4公斤,比1958年减少5.9公斤。

由于指导思想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所制定的农业生产指标和措施严重背离了客观规律,无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唯心地认为粮食增产的潜力是无限的,提出了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些头脑发热、违反科学的口号和做法,不仅无法实现,反而助长了虚假、浮夸风的盛行。从而导致了自治州粮食的高估产、高征购。1959年,全州粮食征购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8%,畜产品收购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和耕畜饲养,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供应紧张,全州广大农村出现了地荒、人瘦,大批牲畜死亡的极为严重的情况,农业生产遭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挫折。

(二)工业“大跃进”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了一批工业生产高指标,其中决定1958年全国生产钢铁1 070万吨,产量比上年翻一番。并正式提出“以钢为纲”的工业生产“大跃进”口号,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8月25日,自治区党委召开紧急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钢铁生产问题,作出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和毛主席最近〈关于保证完成钢铁生产指标〉的决议》,随即下发了《关于安排1958年钢铁生产任务的通知》,其中给昌吉州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3000吨,要求于年底前完成。8月27日,自治州党委召开由各县县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紧急会议,传达自治区党委常委紧急会议精神,研究讨论了大炼钢铁问题,成立了以大炼钢铁为主要任务的自治州工业跃进委员会。委员会由褚南声、尕文祥、钱惠林、马邀帮、陈宝山、杨生福、马学文等7人组成,褚南声任主任,尕文祥任副主任。会议决定:大炼钢铁要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动员,在全州迅速掀起一个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群众运动。8月30日后,自治州各县迅速成立了由县委第一书记挂帅的钢铁生产办公室,直接领导指挥大炼钢铁运动。至9月27日,全州按照“小、土、群”的方针,动员了7000多人上山,修建土平炉5 000余座,土洋结合高炉38座。由于设施简陋,工艺落后,1个月里仅生产出生铁27吨,仅完成9月份生产计划的11%。为此,州党委于10月3日再次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向全州发出了《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分秒必争,坚决贯彻“小、土、群”的方针,为超额完成1958年炼铁任务而努力》的指示令,要求全州再建洋土高炉985座,并大力兴建小高炉,把日产量提高到30吨。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吃在炉旁,睡在炉旁,办公在炉旁,以战斗的姿态、军事化的组织、集体化的行动,发动与组织群众上山采矿炼铁。又经过一个月的苦战,全州累计炼出生铁210多吨,上山炼铁人数达到23 296人。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卫星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在社论精神的鼓动下,自治州各地再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大炼钢铁高潮。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各行各业齐上阵,上山炼铁人数猛增到5万多人,大炼钢铁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到12月底,自治州宣布超额完成了自治区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实际上炼出的铁质量不过关,绝大部分成为废品。由于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钢铁生产的高速度、高指标,最终只能是虚报浮夸,甚至造假,造成极大的人力、财力和物资浪费。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自治州党委根据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指示及《自治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地方工业发展规划(草案)》,号召全州立即掀起全民大办工业的高潮。1958年至1959年,自治州相继建立了水溪沟钢铁厂、天龙钢铁厂、天山化工厂、大黄山煤矿、小龙口煤矿、五宫煤矿、电机厂、通用机械厂等一批中小型国营工矿企业,初步形成了以煤炭、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到1960年,全州中小型国营工矿企业增至190家。在工业“大跃进”的影响下,县办工业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一批无技术、无厂房、无设备的“三无厂”在追求高指标、“放卫星”的热潮中出现,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低劣,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1961年,全州工矿企业亏损39.4万元。但是,应当肯定的是,全州各族人民群众在这场大炼钢铁、大办工业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是空前的,建立起来的一批中小企业为自治州工业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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