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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州、县革命委员会
 来源 昌吉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时间 2016-09-23 18:50:01  阅读
来源: 昌吉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时间: 2016-09-23 18:50:01

1968年11月23日、28日,经自治区革委会、新疆军区党委批准,呼图壁县、昌吉县革命委员会率先成立。紧接着,玛纳斯县、米泉县、木垒县、阜康县革命委员会分别于1968年12月24日、29日、31日相继成立。奇台县、吉木萨尔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较晚,分别于1969年4月13日、6月27日成立。各县革委会主任均由8846部队所属驻各县部队的团级领导担任,副主任及常委、委员除吸收少数“革命干部”(老干部)外,按两派群众组织对等的原则产生。木垒县革委会首任主任于贞勋,副主任5人,常委16人,委员43人;奇台县革委会首任主任金城,副主任6人,常委21人,委员60人;吉木萨尔县革委会首任主任张福昌,副主任5人,常委20人,委员52人;阜康县革委会首任主任侯国章,副主任4人,常委15人,委员43人;米泉县革委会首任主任王玉启,副主任5人,常委17人,委员43人;昌吉县革委会首任主任孙学涛,副主任6人,常委17人,委员45人;呼图壁县革委会首任主任王力果,副主任5人,常委15人,委员47人;玛纳斯县革委会首任主任张春祥,副主任6人,常委15人,委员49人。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迎接自治州革委会的成立,1968年12月5日,“昌吉州大联合委员会”宣布撤销昌吉州两派所属7个群众组织总部。至此,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环境下成立,历时两年半的昌吉州各种名称的两派群众组织已不复存在,但两派群众的派性斗争却仍在暗中延续。

1969年4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意中共陆军五师委员会和中共昌吉军分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昌吉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的报告,4月7日,召开昌吉州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昌吉州革命委员会。昌吉州革命委员会由支左部队领导、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实行党政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代行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七届人民委员会的职权。4月21日至28日,昌吉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昌吉召开,会上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有关政权问题的论述和指示。会议通过了《昌吉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关于作风革命化的若干规定》和《昌吉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及其他文件。会议产生昌吉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常委8名,主任1名,副主任4名。州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由支左部队的领导担任,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按“对等”的原则,分别担任副主任和部分常委。白镜(陆军五师政委)任州革委会主任,郭振普(昌吉军分区副政委)、田国华(昌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国华(群众组织代表)、向文忠(群众组织代表)任副主任。州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人民保卫组和生产指挥组,其主要负责人由支左部队干部和被“大联委”批准同意“解放”的原党政领导担任。机关工作人员则从支左部队中的政工干部和原党政机关的一般干部中调配。

1970年1月24日,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共昌吉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简称昌吉州党的核心小组),代行中共昌吉州委的职权。同年2月至10月,昌吉州所属8县革委会相继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临时党委)。中共昌吉州革委会核心小组由6名成员组成,均为部队干部,组长白镜,副组长郭振普、刘致中,成员有何方远、石川、谢立杰。

在组建州、县革委会的过程中和革委会成立之初,被结合进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的首领虽然被结合进革委会,成为其中的领导成员,但由于派性思想作怪,他们仍然在革委会内外制造事端,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使各级革委会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其职能作用无法正常发挥。如,在革委会成立不久,一派群众组织就认为“权力分配不公”,便在区、州一些派性严重的人物支持和怂恿下制造事端,私自整理支左部队和另一派群众组织的材料,公开冲击革委会常务会议和人民银行,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和社会秩序。奇台县一派群众组织竟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8·28命令》)发布的当天,挑动、胁迫县畜力社工人以要工资为名,赶着400余峰骆驼“进驻”县革委会机关,时间长达7天,不仅使县革委会的机关工作受到影响,而且使畜力社的集体财产遭到严重损失。

各级革委会的成立,对缓和两派群众的对立和冲突,改善全州的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革命委员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不正常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只能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只能成为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的工具,致使极“左”路线在全州迅速推行,“左”倾现象遍及全州。全州普遍开展了“三忠于”(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从城镇到农村,“天天听,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讲用会,跳‘忠’字舞”等“左”倾形式主义的做法被推广普及到全州城乡的每一个角落。革委会抓革命的首要大事是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从七、八十岁的老人,到十来岁的儿童都被发动参与到了“革命大批判”的行列中。全州工厂、农村、学校、牧区、机关,到处都在进行所谓的“革命大批判”,敦促全州开展狠揭猛批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光、吕剑人、张仲瀚、伊敏诺夫、包尔汉的所谓反革命滔天罪行”,狠揭猛批所谓“王恩茂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在新疆大刮‘二月逆流’黑风,长期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狠揭猛批“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等一系列批判运动。在“革命大批判”运动中,广大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可谓人人挥戈上阵,个个口诛笔伐,大有一场人民战争之势。但大批判活动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理论分析和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只是在空洞的说教和空喊口号。实质上这种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大批判,只能是颠倒黑白,其结果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一时是非不明,良莠不分。

“昌吉州革命委员会”这个在社会主义特殊历史阶段建立的政权组织,到1983年4月撤销为止,经历了14年的风风雨雨。在这一时期,州革委会领导和组织了全州的革命和生产工作,动员、部署、安排全州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使全州工农业生产在困境中得以艰难进行。全州基础工业,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基本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极“左”思想和工作方针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极度混乱。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开展的“斗、批、改”运动,使革委会的工作中心和人们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经济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和战略眼光,人民生活无法摆脱贫困,特别是在革委会成立初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事实证明,革命委员会这种党政合一的所谓一元化领导体制,既不利于政府行政职能的发挥,也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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